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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新文游戏指南怕被删这里全文备份一下

2011-05-27T13:06:00.000-04:00

游戏指南

(2011-05-28 00:07:45)

这是一个复杂的国度，人们并不是那么渴望文人范畴里的自由，如果你上街问问，大家都觉得自己过的挺自由。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台上台下的两种话语，你只要不冲进他家里监控他说话，人们都无所谓台面上的一切虚妄，这也是为什么企图冲进家门管控你的绿坝引起恐慌，而逍遥在外网络长城GFW却被大家默然接受。在这里，腐败已经激不起民愤，选举已经提不起精神。这个国家的近代史分别是晚清，民国临时，北洋，民国和毛朝，其中毛朝有近三十年。从1976年，中国告别近代史，算是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直到今天，政党还在为毛朝留下的诸多问题擦屁股收拾烂摊子。很多人还在纠结于历史，我觉得这已经没有意义，到了今天，一切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它的合法性，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你也已经不得不承认。统治这个国家是幸运的，统治者犯下很多错，人民却依然相信那只是奸臣所为，并始终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抱有耐心和期待。除了随时等着接收禁令的传媒以外，权力真的没有办法监督了么？天真无邪的说，还是有的。于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去竞选人大代表了，在游戏规则里看看能不能把游戏玩的更公平。但区县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有着诸多不同，他们可能未尽自己胸怀和的理想而沦于琐事之中，可能被玩弄和利用反而成为了当权者民主幻象的象征，可能身边都是无为者的阻碍而远离自己的本意。

一些朋友也希望我去选人大代表。至于我......除了可能和女党员发生关系以外，我不会和任何的政党发生任何的关系。我如此散漫的性格也不适合参政，那就真的是误事了。无论时代如何的变更，我只是一个文人。我之所以写下很多批评，不是因为我有心从政，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文人，否则总感觉配不上这两字。我将不依附任何个人或势力，不追随任何政党或权力，无论一切权势看上去多好或者闻上去多臭，我都不会吃上一口。至少现在我这么想。而我的那些热心的朋友们，我想他们未必是要一心参政或者走上仕途，他们只是想督促些什么，我祝他们同流不合污。干就好好干，实在干不下去了，也要带点八卦回来。

而今年9月想参选人大代表服务国家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以下为许志永，姚立法，魏欢欢先生所写的人大代表参选攻略。期待有识之士，正义之士，热爱这片土地的人，甚至各行各样乱七八糟的人都去参选，哪怕大家最终都溶化于这个制度的潜规则之中，但热心的人还是可以尝试。参选的口号和宗旨可以是：为人民服务，稀释傀儡的浓度。

是为转载，感谢三位作者。若有不妥，敬请告之。

前言：人大代表的作用及联名推荐候选人

根据宪法和人大代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县（区）级人大代表有提名候选人并投票选举县（区）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人大常委会主任、上一级人大代表等权利，有提出议案、审议表决预决算、建议、质询等权利，视察一府两院、约见本级政府负责人等关乎实际政治运作的重要权利。然而，由于种种体制的和非体制的原因，人大代表在现阶段的实践中作用十分有限。在现有体制内，法律规定的权利没有充分实现，代表还可以有很大作用空间。比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县（区）有十名以上的代表是通过竞选当选的热心公益人士，那么这批人对该县（区）长的选举将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另外，一定数量的代表联合也将对该区县的财政预算、以及区域内其他公共事务的管理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以海淀区人大为例，我们18位热心公益的人大代表组成了一个民主监督代表小组，每次人大常委会小组都会派出两名代表列席（旁听），列席会议期间我们会统计迟到、缺席的委员，记录委员发言情况，年终总结每次人大常委会开会情况并提出批评建议。2006年我们曾就打工子弟学校被强拆事宜联名向区教委提出建议，后强拆停止。2010年我们就海淀区垃圾焚烧问题联名提出议案，要求政府相关负责人作专题汇报并听取代表意见，督促其尽快解决。当然，代表小组的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原因是这样的代表还是太少了，在海淀区420名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设想，如果有一半的人大代表都像这样关心公益，大家完全可以阻止前任腐败区长当选，甚至选出大家推荐的区长，决定区财政预算，等等。

即使只有单个的候选人当选，也能在他所任职的人大中产生积极影响，一个敢言的人大代表也会在其所任职的人大中带动其他代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活跃人大气氛。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什么是县（区）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

根据宪法第97条规定，乡镇和县（区）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即由自己所在选区（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小区）选民（一个选区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不等）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县（区）人大代表。即使没有党团提名和官员支持，只要得到了选区内足够多的选民支持，当选县（区）级代表是有可能的，目前已有吴青、姚立法、聂海亮、葛锦彪等公民成功当选的先例。2011年秋季到2012年第十五届县（区）级人大换届选举，在此区间内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选举时间。希望有公益心的公民关心当地的选举日程，积极参选。

什么是联名推荐候选人？

根据人大代表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只有两种：政党、团体推荐候选人和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严格来说，“自荐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的说法不够规范，法律上没有“自荐”，自己不能推荐自己成为候选人，除自己之外的其他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才能成为候选人。

“独立候选人”过去几年通常用来指没有政府官员支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为政府所不喜欢的、以竞选的方式参选的候选人。其实在法律程序上这类候选人和大多数政府官员支持的候选人很难区分。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区县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实施细则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区县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总数，一般不超过应选代表总额的百分之二十，推荐乡镇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总数，一般不超过应选代表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在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中，最多只有20%的候选人来自政党、团体推荐，这些候选人大多是官员代表，比如县（区）长、书记通常都是人大代表。另外的80%左右的候选人都是来自于十人以上联名推荐，这里面既有政府官员支持的候选人（组织选民联名推荐某个候选人），也有选民代表公益的推举的候选人，即没有官方背景的候选人。考虑到表述的严谨性，也考虑到有关部门的可接受程度，对于热心公益积极参选的公民候选人，建议不再使用“独立候选人”的说法，而是采用“联名推荐候选人”这个更严谨的说法。

参选人大代表需要注意这样几个关键步骤：

一、真诚服务选民

无论距离下一次选举还有多长时间，从现在开始，要明确自己所在的选区，积极服务自己未来的选民。你可以选择自己所在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区所在选区参选，也可以选择本县（区）行政区域内任一选区参选。而且即使不在自己单位或者居住小区，只要在该行政区域内，某个选区的选民选举你而且当选了，该选举结果有效。

公民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基本原理很简单：你所在选区选民熟悉、认同、支持你成为人大代表。

如何得到选民的认同和支持？关键是让选民从你的经历和竞选承诺中看到你为选民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对你产生足够的信任感，认为你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说话。

具体操作上，候选人在选举宣传中要给自己一个大致定位，你可以是一个积极维护公共利益（可能与所在选区无关）的公民，你的行为让你的选民感到骄傲，愿意成为你的支持者，比如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益律师、公共知识分子等。也可以定位成在选区里为选民做好事的公民，曾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大家争取到实际利益，比如业委会成员。

如果你是缺少资历，但是愿意站出来维护本选区选民利益，那么宣传的重点应放在你对本选区的事物的关注，和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让大家从中看到你的热心和可能为大家争取到的实际利益，从而对你本人产生认同，支持你的参选。

无论哪一种定位，你做的好事最好有几件是选区内家喻户晓的。比如，作为社区居民，你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并在与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的谈判中维护了居民利益；作为村民，你组织和领导大家与污染企业抗争最后，迫使他们搬走或者赔偿；作为大学老师或者学生，你发现学校教学、食堂、宿舍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动员大家共同参与解决，等等。

服务选民是一项真诚而长期的工作，要成为信仰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选举临时抱佛脚。唯有真诚，才能赢得选民的坚定信任和支持。有了选民坚定的信任和支持，即使一些官员不希望你当选，他们也很难控制住，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选区的吴青代表，她多年来热心服务选民，帮助大家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虽然政府不希望她当选，但只要直选，大家就选她。她从1984年第一次当选到现在已经当了20多年的代表。

二、关注选举组织

选举委员会。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之前要成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整个选举程序，包括确定选举日期，审查选民资格，确定并公布正式候选人，主持投票，统计和公布选举结果等。

选举委员会是选举中最重要的组织，在过去很多届实际选举中一般由本辖区的党委书记负责，在它上面往往设立有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由于2010年新通过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候选人不得作为选举委员会成员，2011年到2012年换届选举中，县（区）书记将不再作为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而是作为上一级的选举领导小组负责人。关于这个领导小组的职权，法律没有规定。选举委员会之下往往设有选区工作领导小组（选区工作组），或者选举委员会分会，这个小组或分会可以视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选区工作领导小组或者选举委员会分会实际主持该选区的选举工作。

选举委员会拥有办事机构，办理选举的具体事务，通常称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或者选举工作办公室。

选举领导机构。根据选举法第八条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县级人大常委会在选举中的职权包括制定实施选举方案，任命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接受选民关于选举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等。

三、了解选区划分

选区划分是选举的重要环节，公民要主动提前咨询选区划分，这些情况包括：全县（区）共划分多少个选区，选区内有哪些单位，划分为多少选民小组，各选区有多少人口数，多少选民数，代表名额是如何分配的，等等。

划分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是选举委员会的职权。一些地方为了控制选举，在选区划分上做文章，比如，为防止某联名推荐候选人当选，把其可能当选的原选区拆散，重新组合选区，把相距甚远的不相干单位凑成一个选区，或者把其和一个选民众多的大单位放在一个选区，而该单位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要求下属选举该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该联名推荐候选人就很难当选；不顾人口数的悬殊，在党政机关驻地分配更多的代表名额；以界别为由，指定必须选出特殊身份（党员、无党派人士、妇女）的代表；等等。

选区划分的随意和变相控制，侵害选举权利。参选公民认为选区划分不合理或者名额分配不合法，可以及时向选举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提出异议。在选区划分对自己参选明显不利时，可以考虑在对自己有利的其他选区争取当选。

在本人选民名单公布之外的选区竞选人大代表是否合法？完全合法。1998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询问时说：“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时，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不限于本选区选民，但应是本行政区的选民。选举本选区以外的本行政区的选民为代表，选举结果有效。同一选民在两个选区同时当选为代表的，应确定其在一个选区当选。”

四、确认选民资格

选民资格是指公民获得选举权的资格，同时也是公民获得被选举权的资格。公民参选人大代表的第一步是取得选民资格。取得选民资格的程序是选民登记。

选民登记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公民在哪个选区进行登记，即在该选区行使选举权。在各地具体的选举实施细则中，选民登记的原则是：“职工跟着单位走，居民跟着户口走，学生跟着学校走”。这种登记办法主要是方便组织选举，选民登记工作很大程度上由单位和学校分担了，减轻了居委会和基层政权的工作压力。这种选民登记方式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本是可行的，但在人员流动频繁的今天，容易错登、漏登，另外因为选举与单位挂钩，投票中受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不利于选民表达真实意愿。

我国选民登记大多是选举委员会主动进行，少数由选民主动登记，所以，选民和代表候选人应当密切关注选民登记的信息，如果认为选民登记不利于选举的，可以依照流动人口选民登记的办法和程序，进行选民变更登记，选择在户口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登记，进行选区选择。

不在户口所在地居住和工作的公民，可以选择在户口地参选，也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参选。比如在北京的近八百万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口，只要在北京登记居住满一定期限（2006年换届选举是居住满一年），就可以选择在北京参选。在北京进行选民登记的条件是，选民向原选区或户口所在地出具转移选民登记的申请，原选区出具选民资格证明和未参加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的证明，加上原籍的户口证明，到现居住地和工作地进行选民登记。由于选举委员会和选区属非常设机构，在原选区解散或没有设立期间，选民可以要求原选区所在地人大常委会工作部门出具证明。

在非户籍地登记的选民，为了取得现居住地或工作地的选民资格，应当注意保留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收据、水电费收据、电话费收据等证明文件，必要时可以请求公证部门公证。

五、确定初步候选人

根据我国选举法律，成为候选人的两个途径：包括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在内的政党团体推荐和十个以上选民联名推荐。公民参选代表基本上只能采取第二种方式。

有志于参选的公民应当及时到当地居委会或者街道的选举办公室领取空白的《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尽快由自己的支持者征集联名，并及时提交联名推荐登记表。领取登记表后自己复印同样有效。

从法律上说十个选民联名推荐就够了，但考虑到多种现实因素，联名推荐人数应该越多越好。因为竞选人获得选民签名的人数越多，其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越具有合法性。而且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只能“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或者“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登记表要复印，以留下证据。如果仅仅列上十个推荐人，那么万一有人经过威逼利诱在提名的最后期限内声明撤回提名，这就会使联名候选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另外，越多的人推荐证明支持的人越多，如果选举委员会在酝酿候选人阶段不公，联名候选人手里至少有证据证明自己确实获得选民支持，可以申诉或者诉诸舆论。

六、确定正式候选人

正式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第二个环节是各选民小组的选民讨论、协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三个环节是“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一倍时，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见《选举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成为初步候选人之后丝毫不能放松，因为任何十个选民都可以提名一个候选人，所以一个选区里初步候选人的数目可能多达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接下来的环节是选举最容易被操纵的阶段——选民小组讨论、协商，酝酿产生正式候选人。

如果选区的初步代表候选人人数在规定的差额比例内，也就是在应选名额的三分之一至一倍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经选民小组讨论、协商后，直接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怎样理解和操作“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一倍时，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上诉法律询问作出的答复是，“可以采取征求意见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举手或投票的方式，然后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具体做法可由县或乡的选举委员会征求选民意见后决定。”

根据法工委的答复，在初步代表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一倍时，只能采取“征求意见或者举手或者投票”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方式，根据候选人获得选民赞同意见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至于采取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则由“县或乡的选举委员会征求选民意见后决定”。

在实践中，“酝酿”产生候选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让所有选民在初步候选人名册上选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这是一种接近预选的方式，但由于选举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必须通过预选产生正式候选人，很多地方都不采用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有很多地方正式候选人大名单是由少数领导商量确定，可能并不能体现选民的意愿。

如果发现正式候选人产生不公开不透明，并且掌握了相关证据，比如有数千选民联名的推荐登记表，证明该候选人名单不能反映选民意愿，可以向选举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投诉。更重要的是要及时向选民披露选举不公的真相。

如果该选区比较公正，采用接近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那么选举小组此时就要做大量工作，争取选民支持。

以妇女、党员、无党派人士等身份为由排除联名推荐候选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无论是否通过预选，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多数选民的意愿”，如果选举委员会以本选区要选一位妇女代表、党员代表或者无党派代表为由拒绝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联名推荐候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要据理力争，向选民说明真相，实在不行就争取通过另选他人方式。

七、争取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

当下选举制度如果独立候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当选的概率会很大。通常是四个正式候选人选三个代表，三个正式候选人选两个代表，或者两个正式候选人选一个代表。

如果没能成为正式候选人，还可以争取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按照选举法规定，在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选票上设有“另选他人”的栏目，选民可以用“另选他人”的方式投票给自己认可的任何选民。

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竞选比较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2003年12月北京工商大学讲师葛锦彪就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姚立法（湖北省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吕邦列（湖北省枝江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王植福（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六届人大代表）、姚少凡（重庆市奉节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曾建余（四川省沪州市市中区第四届人大代表）等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当选。

具体方法是：在“另选他人”的方框内填入自己所要选的候选人的名字，并在下面的方框内画“○”。在填写的过程中，要注意所写的另选他人的姓名不要出现错误，或者只写姓名而不在姓名下面画“○”，或者在你所反对的正式候选人姓名下的方框内没有画“×”，这样都会留下选票被涂改作弊的可能。被涂改的选票会因为所选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而失去效力。因此选民在划票后要认真检查。

为了让选民记住自己，接下来的宣传一定要突出自己的名字，方式之一是手机短信。为了保证选民能够正确使用“另选他人”的方式投票，没有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候选人需要在投票前向选民讲解“另选他人”的划票方法，比如在介绍材料中包含仿照的票样，并对划票方法加以说明。

八、宣传介绍候选人

最重要的，也是贯穿选举始终的环节，就是向选民推销自己。法律没有禁止公民成立自己的竞选团队，因此参选公民可以成立自己的竞选团队，设立选举办公室等。竞选团队根据需要确定人员多少，在区县级直选中，三五个核心成员大体就够了，所需的志愿者人数按实际需要从十几到几十个不等。核心成员可以有不同的分工，比如个人网站建设与维护、联系媒体、文字记录整理、海报宣传、法律咨询等。小组成员最好本身也是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比如社区里的各楼楼长等。

2010年选举法修订后第33条对于选举很重要，该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修订前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修订后改成了 “应当”，这意味着，只要选民提出要求，选举委员会就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有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选举就更加公开透明，热心公益的公民更有可能为选民认识，更有可能当选。积极推动民主法治的公民，要充分运用该条法律，作为候选人，可以告知选民有权利向选举委员会提出见面的要求，作为选民，可以联名向选举委员会提出见面要求。

推销自己的方式包括利用社区论坛介绍自己，常用的方式有：逐户登门拜访、张贴宣传海报、往社区居民的信箱中投递宣传材料、发送手机短信、发送电子邮件介绍自己、启用宣传车，等等。要根据选民的偏好推销自己，所用的方式要以选区选民能够接受为限，比如，在某些选区敲锣打鼓宣传自己就可能会引起选民的反感。

网络 论坛、博客、微博等是重要的推销自己的场所。要建立自己的竞选博客、微博账号，很多城市的小区有自己的社区论坛，要把自己维护公共利益的理念通过致选民的信、回答选民问题等方式广泛传播。

手机短信。手机短信是针对个体的介绍，恰当运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效果。尽量知道更多所在选区选民的手机号码，给大家适当的问候。想要通过“另选他人”方式竞选时，手机短信的作用更加重要。比如一个大学老师，主要靠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

张贴海报要争取在社区、工作单位、学校等选区人口流动密集的地方的布告栏张贴海报，鼓励参选，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目前法律没有禁止张贴竞选海报，但在行使公民自由权利的时候要尽量注意不妨害他人利益。

用于推销自己公开信等宣传材料，包括其中提到的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竞选诺言，一定要真诚感人。

九、关注投票和计票

按照选举法规定，各选区应当设立投票站、流动票箱或者召开选举大会进行投票。投票站包括主投票站（主会场）和分投票站（分会场）。当选民进入投票站时，目前对于投票时间的安排基本有两种方式：县乡选区一般是选民集中在一个短的时段内，例如一个上午完成投票；在大、中城市的区一级投票中，许多地方采用的方式是一个时间段，例如北京在2006年采用的是上午七点到晚上十二点。选民在投票前要密切关注本选区的投票时间。

委托投票

《选举法》第四十条规定，“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接受委托投票需出具书面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选民证。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委托投票容易出现的问题包括：（1）没有书面委托；（2）被委托投票的数量超过三张；（3）被委托人没有用书面委托书和委托人选民证领取选票；（4）未到场选民的选票被他人冒领。
参选公民若发现以上舞弊行为，应及时向选举委员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反映和申诉。

流动票箱

为了方便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投票，法律规定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允许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流动票箱的方式投票。

执行过程中流动票箱容易发生舞弊的地方主要表现在：（1）没有严格按照选民名单接受投票；（2）已填选票被调换；（3）投票行为处于公开状态，选民难以按照自己意愿投票等。

候选人可以让自己的亲友和支持者跟随流动票箱，监督投票过程，若发现舞弊行为，应及时向选举委员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反映和申诉。

在点票和唱票的过程中，选民应该尽量坚持不要离开会场，防止票箱被转移后不公开点票。监督点票和唱票过程是否公正，应该要求及时公开点票，不能隔夜点票，点票结果应及时公布。

如果有分会场，每一个会场都要有候选人的支持者和选民监督该分会场的投票和点唱票状况。如果候选人的得票数极为接近，可以向选举委员会申请重新点票。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候选人和监督的选民应该公开制止或者向选举委员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反映问题。

如果第一轮投票结果缺额（即不足应选名额）或者无人当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进行第二轮投票。举行第二轮投票的时间由选举委员会决定，但不应拖延太长。在实践中，有的地方是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马上举行第二轮投票，有的地方会拖延几天进行，有的地方甚至取消第二轮投票或者完全用流动票箱的方式进行第二轮投票。建议候选人和选民参考本省有关选举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细则，对舞弊行为及时向选举委员会和各级人大常委反映和申诉。

十、选举争议处理

关于选民资格的争议。《选举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审理时，起诉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起诉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面对选举争议，可以向选举委员会申诉，也可以向人大常委会申诉。

针对破坏选举行为，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我国《刑法》第256条规定，“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当然，由于法律本身不完善，比如贿选犯罪的标准不明确，以及实践中一些部门不依法办事，即使到选举委员会、人大常委会乃至公安机关申诉控告可能达不到效果，因此必要时可以把选举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公布出来，由选民和公众作出评价。

许志永、姚立法、魏欢欢
2011年5月

[南都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2011-05-11T23:17:00.000-04:00

[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12

作者:南都社论

摘要：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今天是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读者诸君一定知道我们的哀悼所在。那场大地震令山河破碎，八万多人罹难失踪，连绵不绝的哀伤延续至今。哀伤是为同胞一去不还，五月就此成为悲哀的月份；哀伤也因为念及自身无力，不能抵挡决绝的离逝。又一年祭祀重来，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实有必要确认诸多问题：他们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馨香几枝，烟气袅袅，升腾至虚空。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他们也曾顶着百家姓活泼泼地存在过。他们用整整一生，走进五月的废墟。他们开心地在世上生活过七年，抑或更长更短的岁月。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黄皮肤的人。他们是寨子里的居民和过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云起云落，他们是一切真情。他们是你遇见或未见的人类，是住在大地上的灵魂。

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三年前的今天，同个时刻，下午黄昏黑夜如朽木，纷纷落下，壅塞时间的河流。红色是血，灰色是扬尘，白色是眩晕，黑色是死神的衣袂，他们在颜色横流中倒下，像是不幸的庄稼，被锐利的刀锋杀害。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们的老年中年青年或童年时代结束得太早太快。他们成了各种各样碎片，使用尖锐的边缘，把日子割出眼泪，将故乡抛弃。

他们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我们悔恨，他们本该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譬如从容悼念，并且允许泪飞成雨。匆匆复匆匆，他们永远离开伤感的村庄和城市，他们现在石头长有新绿的山坡上，他们仍在学校，在路上，在地下，在无名之处。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就像麦子与麦子长在一起。在夏天，在他们最后的黄昏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是生者唯一的痛楚，唯一的安慰。

我们在心里为他们降过半旗，我们在哀悼日为他们招魂请安，我们搜集过他们一世为人的证据，我们一起念出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你们还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怀念，遗忘就会越来越强大。今天的祭祀就是为了拒绝遗忘，拒绝再次失去他们。以后的纪念，目的无他，也是一遍遍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远离，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惧。这是一种要被记取的承诺，人千古，人又永远在。这是我们对整座村落、整座城市、良知国民的交代。

起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可有一种责任无法推卸。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纪念，是校园对学生的纪念，山野对农夫的纪念，黄泥雕群对凝视者的纪念，是家庭对逝者的纪念，是鲜花对坟墓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我们始终不忘，始终向着他们的方向眺望。我们的生活里有他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过活。时间的河流联系彼此，让我们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没有失去过。

止歇欢娱，今天此时，让我们躺在时间的河流上，采用他们惯常的姿势，感知他们的所在和请求，察觉我们的对话与诺言。在他们走后，没有一个夜晚能让我们安睡。可三年来，我们谨记并警醒我们的原则。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通过对他们的取态，丈量我们与人类的距离。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样能保佑他们，就像他们保佑我们一样。祈祷彼岸乐土。伏食尚飨。

Dropbox

2009-06-15T09:56:00.001-04:00

Re: Dropbox not working

How-to get Dropbox working in Jaunty.

1. Download and install Dropbox deb (32 or 64 bit) for Intrepid. (Note: Don't restart Nautilus)
https://www.getdropbox.com/downloading?os=lnx

2. Download experimental build of Dropbox
x86: http://dl.getdropbox.com/u/17/dropbo...0.6.491.tar.gz
x86_64: http://dl.getdropbox.com/u/17/dropbo...0.6.491.tar.gz

3. Extract experimental build of Dropbox

Code:

$ rm -r .dropbox-dist/
$ tar xzf dropbox-lnx.x86-0.6.491.tar.gz # or x86_64

4. Restart Nautilus

Code:

killall nautilus

5. Connect Dropbox to your Dropbox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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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3T14:11:00.0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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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路上: 查建英：国家公敌

2007-08-15T17:15:00.000-04:00

朝阳路上: 查建英：国家公敌

查建英：国家公敌

[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 年4月号]

英文原文见：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 “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150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1999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 “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13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 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1989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6月4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月4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西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20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1992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1998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44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47岁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 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6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4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 ，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

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 “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

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2050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CD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D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 “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个28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15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

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

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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